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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三年自然灾害（转） [打印本页]
作者: 林建云 时间: 2013-7-14 09:48
标题: 三年自然灾害（转）
本帖最后由 林建云 于 2013-7-14 09:51 编辑
三年自然灾害（转摘）
基本介绍
三年自然灾害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1980年代以前官主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对于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历来争议颇多，官方一度表示是恶劣气候等客观条件导致，但刘少奇曾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死亡人数也一直是讨论热点，既有认为完全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观点，也有认为死亡人数逾4000万的观点。
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饿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饑荒或三年大灾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饑荒。
三年自然灾害时四川的吃人肉情况（作者：邓自力；邓小平堂弟）
人民公社严重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天地荒芜，收成锐减，公粮认购任务无法完成。公社化不久又遇连年自然灾害，农民肿病横行，死尸遍野，惨不忍睹。肿病全是营养不足所至，每人一天三两，又要劳动，入不敷出，长此下去当然生病。那时得这种肿病的人全身浮肿，手脚无力，用手一压就起一个窝，见什么东西都想吃。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菜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需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我了解到这种情况，想办法从外地运些粮食来救济，下令不准再去挖观音土来吃，并责成各级干部全权负责，不能负起责任的要记过处分，严重者撤职。这种现象制止后，人们想办法弄些野菜掺着粮食吃，但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
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全国缺粮状况普遍存在，但都不敢正视。如果有人说是缺粮，人未吃饱引起肿病，那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新社会不满。
刘少奇评价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困难局面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作者: 林建云 时间: 2013-7-14 09:52
本帖最后由 林建云 于 2013-7-14 09:54 编辑
灾害原因
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计划失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暗示苏联向中国索要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但从未能出示苏联索要债务的证据。然而，中国国外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问题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大跃进
当时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这种强制的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恶劣气候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不合理的分配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有人认为公共食堂制度是触发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必须十分节省地吃粮食，从而坚持到下一次收获。而大食堂制度将农民的口粮强制性集体化，提倡“敞开肚皮吃饭”，再加上不少基层干部从中克扣，使得本来就匮乏的粮食被提前消耗殆尽。据前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估计，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错的情况下，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饥荒。
作者: 林建云 时间: 2013-7-14 09:56
本帖最后由 林建云 于 2013-7-14 09:57 编辑
历史争议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提法值得质疑，因中国大陆有大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从未发生过。在很多省区粮食已经丰收，但是由于毛泽东要的大炼钢铁，没人下田收割，最终导致大量粮食腐烂在地里面。
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36]。人为的原因只有曾经因日本侵华而导致的多年抗日战争才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自然灾害”是一种出于历史政治或者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而非常局限的说法，现在看来也具有某种政府推卸责任的意味。
很多人[谁？]认为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陆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难型后果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人民日报》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要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情况。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保证和不妨碍他乾纲独断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缓3年再说。另外，当时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作者: 林建云 时间: 2013-7-14 09:58
本帖最后由 林建云 于 2013-7-14 10:00 编辑
死亡人数
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否有非正常死亡、死亡人口数量等方面，都存在着广泛争议。既有认为完全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观点，也有认为死亡人数逾4000万的观点。中国政府方面，截至2011年，未直接公布非正常死亡人数，仅承认1960相对1950年人口净减1000万。学术界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在支持存在大规模非正常死亡观点的学界中，即便是最保守的说法，也超过了1000万。
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官员要求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制度受到干扰，但它并未中断。县、市、省至全国各级，都对死亡人数做了统计。
今天，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40]。官方数据表明，1959－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1958年和此后的1962－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
北大学者孙尚拱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1961-1962年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
为了研究实际死亡人数，专家们利用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其他调查数据。这包括1953年和1964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此外还包括1982年的全国妇女生育率回顾调查，该调查从每千个育龄妇女中抽一个出来，问她自1949年以来，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从1949年以来每一年，育龄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的数据。专家们普遍相信，这些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一些专家利用这些数据，结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妇女年龄结构，计算出大饥荒之前和大饥荒期间总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
阿什利•约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蒋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员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万人之间，金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
作者: 林建云 时间: 2013-7-14 10:00
粮食数据统计（细节、表格略）
综上所述，1959-61,78,86,88-89年，灾区人均减产粮食的绝对值和减产比例是十分严重的，将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威胁。虽然，建国前期的灾区人均减产数额比70年代以来要小一些，但是当年人均产量并不高，当地的减产幅度相当大，国家粮食储备力量相对薄弱，没有调剂周转粮食的更多余地。
1959-1962年，是因旱灾减产幅度严重的第一高峰期。以1952年以来的5年平均的人均口粮和减产常例计算，在1959-1961年连续三年每年多减产粮食达838万吨，减产幅度达15%，按以前口粮平均消耗水平，大约空缺了2800万人口口粮。而这个减产幅度，是高于50年来同等受灾率条件下的减产幅度的。
作者: 林建云 时间: 2013-7-14 10:03
本帖最后由 林建云 于 2013-7-14 10:04 编辑
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过度乐观的错误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目前中国大陆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一百多万，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关闭粮食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作者: 林建云 时间: 2013-7-14 10:07
本帖最后由 林建云 于 2013-7-14 10:24 编辑
过半省份难以自给（转摘之二）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粮食自给率最高的是黑龙江，高达375%，接下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夏、新疆、安徽等，大约16个省份的自给率大于100%。上海(12.7%)、北京(13.75%)、天津(28.6%)、广东(32.95%)、浙江(35.14%)、福建(43.98%)、青海（44.3%）、海南(56.2%)成为最缺粮的8个省份，其中又以上海为最，其自给率不到13%，严重不足。重庆、云南、山西、陕西、广西、贵州、西藏均不能自给。
“谁来养活中国？”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这个著名命题，就像是一个紧箍咒，时刻刺激着中国农业领域的从业者。 中国的粮食真的达到基本自给的水平？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OECD）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 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专家指出“基本口粮如果10%不足，社会就可能出现动乱；如果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
…………。
作者: yftx2012 时间: 2013-7-14 11:38
本帖最后由 yftx2012 于 2013-7-14 11:46 编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记得文革时期有段时间，不时吃点杂粮窝窝头忆苦思甜，忘了由哪里配给的，可能是粮店买米时搭着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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