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准考证（本科准考证之二：乡镇生活）

阳光明媚

（二）五年乡镇生活                 1986年6月底，惴着鲜红的省委党校毕业证书，怀着报效祖国，干一翻事业的雄心，急急忙忙赶到县委组织部报到，恰逢全国县级整党工作开展，我们三个同学都被抽调到县整党办工作，我被分配在整党办纪检组。二个月后，县委常委会研究，对我们三个人的工作做了安排，一个同学被任为火田乡的付乡长，另一个同学还留在整党办组织组，据说要安排在县组织部任职，而我呢？因不善言辞，与领导接触较少，被任为下河乡股级党委委员。这个安排，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就学习成绩和工作表现来说，我应该是不逊于另两位同学的，我们班大部份同学，在毕业后基本上都按招考时规定的培养科级干部的目标任命为付科级的干部，其中有人还直接任为县级常委。“士可杀不可辱”，当时我年轻气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究忍不下这口气，我以尚未谈对象为由，拒绝了这个任命，要求到县财政局当文书。当时不服从组织分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县委主管组织工作的主要领导盛怒之下，发话说五年不任用我。我就被打入另册，继续留在整党办工作。前途无望，心情极其苦闷，我写下了这首诗：“我欲拔剑起蒿莱，命薄时舛运多乖。报国有志翅难展，济世无门鬓易蓑。灿灿韶华勿勿去，皑皑白发冉冉来，天教梁父吟不得，忍看须眉独徘徊”。不死不活过了几个月，县委班子调整，我的一位老上级，原团县委领导被任为县委付书记，组织部长。他对我比较了解，也比较欣赏我的才干。他找我谈话，了解了实际情况后，他把我安排到全县条件最差的乡镇一马舖乡任整党巡视组组长。半年后，我被任为马舖乡分管组织的付书记，兼乡纪委书记，开始了五年的乡镇生活。
               马铺乡位于福建省云霄县西北部，距县城26公里。地域面积161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19.8万亩，耕地面积1.85万亩，林业面积17.6万亩。全乡共有28个行政村，237个自然村，总人口4.2万人。
        80年代中期的马舖乡，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十分保守，村有经济极其薄弱，条件十分艰苦。乡党委，政府领导班子6人（其中付乡长2人），干部职工40多人。乡政府只有一辆破旧的农用车，供书记乡长和紧急任务下乡时用，其它领导和干部下乡时全靠两条腿走路。任职一开始，一位年轻的乡干部带着我走了两个多月，才把全乡28个行政村走了一遍。在下乡的过程中，我被全乡的贫困状况震惊了。其中我走过的一个最小的自然村，在很高的山顶上，上去要走很远的山路。只有两户，是兄弟俩，40多岁，住的是土墙茅草顶的破房子，下面一层当牛棚，上面二层的破木板上住人，一走进去，臭味熏天。兄弟俩种几分薄田，几棵香蕉，穷得叮当响。因为穷，年纪很大了，两个人才合娶了一个老婆。找他们收超生罚款几十元，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云霄闻名的大仑村，其中最偏僻的一个自然村在最高的山顶上，从行政村的村部爬到这个自然村，要走两个小时。有一次，我带几个干部到这个自然村抓计生，带了一个超生的妇女，走到行政村时要上农用车，她死活不肯上去。一问原因，才知道几年前，她与同村的六个人一起搭拖拉机下山，翻车了，死6个，伤一个。她是唯一的幸存者，从此，她就再也不敢坐车了。经我们好说歹说，她才战战兢兢地地坐在我们中间，烧柴油的农用车突突地冒着黑烟，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缓慢地爬行着，右边是陡峭的山壁，左边是深不见底的山涧。不经意间，我往右边一瞧，不禁头皮发麻，胆战心惊。老天保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平安到达了乡卫生院。把这个计生对象安顿好了，我交代她明天早上到乡政府食堂吃饭，她说她从来没有下山过，竟不知乡政府在哪里。
    现在有些媒体的宣传把乡镇干部妖魔化，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许多人误解乡镇干部只是会喝酒说谎，欺上瞒下，横行乡里，鱼肉村民。其实，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最基础的部份，就是那些默默无闻，在平凡的岗位上艰苦奋斗，扎扎实实无私奉献的乡镇干部。真实的乡镇干部生活可用四个字来描述，就是“苦，难，险，累”。
      先说苦，1986年我到马舖任付书记时，工资只有64.5元，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每月只有44.5元。扣除交食堂的伙食费，其它生活费，及世俗的人情消费，年轻干部几乎都成了月光族，稍不节俭，还会成为负债族。这些青年干部，大多是农家子弟，平时在乡镇，他们都是乡镇中心工作的主力军，每人要包一个村的工作。计生，征统购，征兵，治安，收税等等中心工作都要靠他们完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正明等同学在京城，省城，市府动动嘴皮子，甩甩笔杆子，我们这些最下层的乡镇干部就要火急火燎地磨破嘴皮子，跑断腿杆子。这些年轻的乡干部，工作几年后，年纪大了，要找城关的姑娘，人家不肯，找农村的，又不甘心。他们曾对我诉说过苦恼，我只好安慰他们说，面包会有的，粮食也会有的。又开玩笑对他们说，只要他们肯服从组织安排，我马上帮助他们立即就地解决问题。当时的乡领导，都要包片驻村，我包的片，是全乡最大的枧河片，任务数占全乡的三分之一，分给我6个干部，4个年轻的。我住在枧河村，兼顾其它村，平时带着一个年轻干部，全片转一圈，就要用七，八天的时间，那时到村里，没有车，全要走路。爬山越岒，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有时雨天走路，在泥泞的黄土坡上跋涉着，走着走着，越走皮鞋越重，皮鞋前端就开了口，鞋垫露了出来，乡干部戏称为“皮鞋吐舌”。晚上住在村部或者村民的土房里，虱子，蚊子轮番进攻，咬得你无法入眠，一位乡干部教我用香水洒满全身，才勉强抵挡住虱子的猖狂进攻。但是，清晨一起来，身上还是这里红一块，那里肿一包。从村里回到乡政府，吃的是发霉的米饭，住的是破旧的房子，晚上经常断电，要点蜡烛。厨房没有热水。多数干部要用冷水洗浴。夏天，全乡政府只有办公室有一架破吊扇。晚上睡觉时，躺在蚊帐里，闷热难耐。后来，我好不容易从某机关部门争取到5000块钱，才买了6架的电风扇，用煤块烧了热水。
      再说说“难”的事，马舖乡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落后，群众思想观念保守，交通不便，村有经济薄弱。当时的中心工作任务重，时间紧，要求高，而且工作上的事，多数与群众严重对立。工作起来，十分困难。就拿计生来说，二女结扎，超生引产，你磨破了嘴皮进行宣传，群众就是听不进去，不得已，只能“抓猪搬家什”，后期甚至发展到要“毁房抓人”。这就与群众产生了严重的对抗，有时处理不当，就会发生流血事件。有次我主动要求带几个干部到全乡工作最难的坪水村搞计生，在多次做工作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一声令下，超生户的家具电器都被搬到了村部，堆成了小山。晚上，细雨霏霏，寒气袭人。一位心怀不满的小青年拿了一些粪便趁黑泼在村部大门，这个青年有点背景，父亲是机关某局的局长。我一听报告，颇费思量。忍了吧，明天的工作肯定开展不下去，采取措施吧，肯定会得罪局长大人。考虑再三，我还是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派人把这个青年抓了起来，绑在村部的柱子上。他的家人知道后，慌了，跑到村部求情，他们害怕被押到乡里会挨打。我反复向他们做了解释，指出，这起事件性质是比较严重的，如果不把人带到乡政府教育，对村里各项工作将起严重的阻碍作用，如果他们配合得好，诚恳认识并改正错误，我们将视情从宽处理。我以共产党员的党性和个人人格向他们保证，绝不会做出违背政策打人的事。最后，他们相信了我。那时已是深夜两点，春雨霏霏，寒风凛冽，两个干部在泥泞的山道上艰难地跋涉了三个小时，才把这个人带到了乡里，这时，天已发亮。第二天，这个村的计生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1989年冬天，由于连年种植烤烟亏本，全乡的烟农把冬种的田抛荒了。当时，县财政比较困难，县政府下了死命令，要求马舖乡一定要完成下达全年种植任务。书记乡长愁眉不展，找我商量。当时我包的枧河片是烤烟的主产区，我集中全片的干部到枧河村住下来。挨家挨户了解情况，经过几天的摸索，终于弄清了问题的症结。烟农亏本，原因有三，一是化肥农药大幅提价，二是政府收购价格长期偏低，三是收购站人员压价压等，服务态度差。弄清了原因以后，我一方面向县乡领导及有关部门积极反映，争取优惠政策，适当提高收购价格，组织优质的农药化肥供应，并整顿收购站，严肃收购纪律。一方面，我又组织乡村干部，运用各种宣传手段进行深入的宣传。我把在学校学到的政治经济济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我用通俗的语言，向农民们解释价值规律的原理。我对他们说：物以稀为贵，自古以来，总是物丰价迭，物稀价涨。现在全县农民都不种烟了，如果我们能反其道而行之，明年我们的烤烟一定会卖个好价钱。我找了一个靠近路边的百亩良田，搞了一个百亩连片烤烟种植示范区，并与种植的村干部打赌，如果明年烤烟种植亏本了，扣我半年的工资，如果赚了，那他们也要请客。百亩示范区搞成了，全乡在那里开了现场会，全乡的烟农都发动起来了，任务也完成了。但是，我还是在心里捏了一把冷汗，如果明年亏了，扣工资事不很大，但我如何向农民交代呢？谢天谢地，第二年烤烟获得了丰收，县政府也按照诺言兑现了优惠政策，农民赚了。我去村里，赚了钱村干部请客，咬着香喷喷的鸡腿，喝着甜滋滋的美酒，我开心极了。饭后，我悄悄地对那个村干部说，今年不要种了。他一楞，问我：“为什么？”我小声说“物以稀为贵呀！”。
     还是说说险的事吧。乡镇工作，确实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你软，工作搞不起来，你太硬了，做过了头。吃不了，兜着走。邻乡有一位青年干部，在收税中，被一位老人骂了，忍不住，推了他一下，他跌倒了，心脏病发作去世。结果，这个干部被判了形，出来后，精神有点问题，后来也死了。所以，在五年的乡镇工作中，我牢牢地遵循着一条原则：“凡事讲道理，无理不能凶，抓住理了，你可以凶一点，但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骂人，也不能打人”。靠着这条原则，五年的乡镇生活，我基本平安度过了。但是，有一次，还是出了事，差点丢了命。
     那是永难忘记的1987年夏天，我县开始对没间隔四年生育二女户进行罚款，这项工作难度极大。县计生委偏偏选中了最穷的马舖乡做为试点单位，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最穷的马舖乡都能进行这项工作，其它的乡镇有什么理由推托呢？按照这个思路，乡政府也就选中了我包片的大仑村做为试点。那天，我带了六个干部分二个组进驻该村开展这项工作，由于这个村的班子不团结，书记，村长分成两派，各有一帮人支持，所以开展各项工作都很困难。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罚了三千多元。准备草草收兵回乡政府时，意外的事发生了。其中一户超生对象，是原村委委员，去年换届时，落选了。他因超生受处理及对村书记有意见，拒交罚款。事前，我了解到具体情况后，嘱咐下去罚款的乡干部准备放他一马。乡干部到他家里时，她老婆不交罚款，几个干部往回走，准备到其它户工作时，她在后面破口大骂，一位年轻的本地干部听见了，忍耐不住，要把她拖到村部教育。谁知道她往后一仰，倒在地上，眼睛紧密，假装晕了过去。
      她的十几个亲属，见状就把三个乡干部团团围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高喊：“乡干部打死人了！乡干部打死人了”。不明真相的村民，高举着锄头棍棒围了上来，人越聚越多，有一，二百个人，就象大泽乡陈胜吴广起义，一位年轻的干部吓坏了，撒腿就跑，被十几个农民追得屁滚尿流，慌不择路之时，几米高的梯田，他也冒险跳了下来，情急之中，他鞋跑丢了也不敢捡，好不容易脱离了险境，气喘吁吁跑回乡里报警。我当时不在现场，一闻讯，急忙从村部跑到现场，这时现场已经十分危急，一个膀大腰粗，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已经开始对乡干部动手，他拳打脚踢，一个干部已经挨了几下，我急忙挡在这位干部前面，大声叫喊：“我是乡党委付书记，要打先打我”。我的这声高喊，在当时还是起了作用。群众静了下来，我找干部弄清了情况，急忙向群众解释，说乡干部没有打人，这位妇女是中暑晕倒的，我说现在先救人要紧，如果乡干部有打人，我一定严肃处理。但是，群众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一经一些人挑拨，场面几度骚乱，险些失控。我悄悄地捏了一位刚赶来的年轻干部的手，暗示他离开，跑到乡政府搬救兵。后来，经我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我们卸下一块门板，把这位妇女抬到了村部。这时，更多的群众围了上来，足足有三，四百人之多。一些对村支部书记有意见的人，加紧鼓燥，怒火被点燃起来了，我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耳听着一阵阵如雷的怒吼，面对着高高举起的棍棒。我头皮发麻，心里打鼓，心想：“我命休矣！”。情急之中，我猛然看见一位60多岁的老头站在后面，喊着最凶。我急忙跑了过去，把这位老头拉到小树林里。我恭恭敬敬地对他说：老伯，你是有岁数的人呀，德高望重，见多识广，你要知道，乡干部根本没有打人，船破海垫底，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了流血事件，就是我们几位干部在这里被打死，政府难道不会追究你们吗？你如果好好协助我平息这场事态，事后，我一定批几百斤谷子给你。一听到有好处，这位老头答应了。他跑回去对群众说，大家静一静，听听吴付书记说说话。群众静了下来，我争取到几分钟宝贵的时间，站到了一块岩石上，把事情的始未和真相向群众做了解释，又依情依理依法劝解了群众，还好，这次，群众听进去了，逐渐安静下来。我急忙倒了一杯水，亲自喂那位妇女喝下，那位妇女见周围没有动静，就睁开了眼睛，爬了起来。群众见妇女没事，就逐渐散去了。化险为夷，一场剧烈的风波终于平息。我瘫坐在椅子上，只感到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们足足被围攻了三个多小时，这时才见乡长带了派出所和乡里的一群干部，慢慢地爬了上来，书记却还在十几里路的山下，不敢上来，说要在那里坐镇指挥。原来，跑下山的干部，不明就里，向书记汇报我们打死了人，把书记和乡长都吓坏了。
     还有一次，我在深夜奉命带着十几个干部，到峰头水库库区的白风村抓大肚引产。我们分为五个组向引产对象的房子包抄。我带的那个组，把引产对象堵在屋里，那位对象的丈夫坐在床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句话也不说。他养的一条大狗狂暴地向我们吼叫着，我在心里吓坏了。搞计生工作，最怕的就是这种闷声不响的楞头青。我在心里暗暗祈祷，今晚千万别出事。还好，我带去一位小伙子十分机灵，他温言细语地劝那个人，说：你今天坏运，没有拜公，因为县委书记今晚亲自坐镇在乡政府，你既然被我们碰到了，不跟我们走，我们实在没法交差。你老婆这次引产了，下次我们不抓你，你们还可以生，说不定还能生个男孩子。如果跟我们硬碰硬，出事了，你会惹来更大的麻烦。这夫妇俩最后听从了他的劝告，抱着孩子跟我们走了。好不容易走到水库边，等了一会儿，其它四组也满载而归。上船时，我急忙吩咐让五个妇女坐在船中间，让乡干部团团把她们围住。我怕有些妇女想不开，一不留神，如果跳进水里，那我们就惨了。提心吊胆坐了一个钟头的船，终于平安到达岸边，我一直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最危险的是一次。我们班子全体成员，带着全乡的干部，去湖洋村进行计生攻坚战。那次，可能是泄露了消息，我们扑了空。回来时，我们班子成员坐的那辆农用车，被割断了刹车管，刹车油都流光了。还好司机细心，上车前检查发现，把它接上了。那里的路非常陡峭，如果没发现，事故很难避免，那我们全体领导就集体阵亡了，乡政府也要下半旗了。
     最后再说说乡镇工作的累。我说几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也是发生在1987年夏天，开始对没间隔四年生育二女户进行罚款，由于工作难度很大，我们的书记想出了一个狠招，就是从罚款中各提取10/100奖励乡村干部，美其名为工作费用。我驻的枧河村全乡最大，任务最重，我与一名年轻的干部在这个村开展这项工作，连续奋战15个日夜，一天只睡2一3个小时，结果累得精疲力尽，罚款20000元，顺利完成了任务。我们两个人各得奖励1000元。1000元，当时是一笔巨款，超过了我一年的工资。兴奋地回到乡里，结果被告知，一是因半个月没与家里通音讯，我女朋友（现在的太太）以为出了什么事，多次来电询问（当时村里不通电话），二是县人大听到外面风传，对我乡计生多提奖励这事进行调查。还好，有惊无险，女朋友经我解释后，没有责怪我。县里在调查清楚后，也没有批评我们。第二个小故事发生在我儿子出生时。当时有一个村，叫龙镜村，市扶贫队帮助修建一条通往乡里的路，我乡一个干部就在这个村里，修这条路，需要占用他家几分果地，他家死活不肯让出地，这条路，延误了近一年还不能通车，群众意见很大，乡长付乡长多次前去解决此事，结果都无功而返，有一次，一位付乡长还被他们兄弟几个挥着镰刀，追得落荒而逃。当时正值乡镇开展农村第一次党员民主评议，强调说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我决定借这个机会解决这个村的修路问题。那位干部是我包片的付片长，一个中专毕业的青年干部，与我关系也较好。我把他也带回村里。下村后，我把全村的党员都集中到村部，连续学习了几天。晚上，挨家挨户走访了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还到这户干部的家里，反复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是，还是没有完全做通工作。时间已拖了一个星期，最后一天，我把全村的干部和党员，全部集中起来，要他们全部把自家的锄头都带来，党员们把锄头都带来了，但搞不清楚要干什么？我在他们的面前做了简短的动员。我说：“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现在这条村路通不通，关系到全体村民的切身利益。今天，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就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锄头发挥作用，把这条路打通，今天这条路再打不通，就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就不配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就要跳到峰头水库去”。党员特别是老党员，看到我决心如此之大，纷纷鼓掌表态，说：走，立既就走，把路打通。我们浩浩荡荡，情绪激昂地开进了工地，不到一个小时，公路就打通了。这户村民的十几个人出来阻拦，都被党员架走了。我第一次看到了，党员发动起来，作用发挥出来所产生的巨大威力。这个时候，乡里通讯员急勿勿地赶过来，告诉我，你家来电，有急事，要你回去。我一听，才想起，哎呀！忘记了，可能老婆要生孩子。我匆忙回到县城，老婆已被送进产房，丈母娘直抱怨。不一会儿，儿了降生了，我高兴地裂着嘴笑。第三个小故事是说说我的搭挡老黄，老黄40多岁，任乡纪委付书记。文化水平不高，只有初中水平。他家在农村，妻子是农村妇女，三个儿女，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但他为人正直，工作上任劳任怨。我平时工作上对他比较照顾，1987年乡镇党委换届时，设专职的乡纪委书记，我根据他的表现，向组织上力荐他接任我为纪委书记。他身体不好，经常带病坚持工作，因工作而忘了照顾家庭，结果家庭经济搞不上去，几个儿女也因失去培养而早早失学，家庭陷入困境。几年后，终因患病无钱医治而过早离世。老黄的遭遇，只是许多基层干部的一个缩影。有时我常幻想，如果我们的同学网能在10多年前早早建立，身处京城的正明同学能够早早与我们联系，及时了解到基层乡镇干部的困境与困难，及时把基层的实际情况向中央领导汇报，使中央领导及时制定出关心基层干部的政策，我们的好干部一老黄也不会过早离世了。
      乡镇的生活苦是苦，累是累，但苦中也有甜，累中也有乐。当你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了几件实事，好事，群众待你的那个亲热劲呀，就甭提了。几次我四次奔波，从上面为村里争取了一些建学校修村部的资金，干部群众真高兴呀，他们用纯美好喝的老酒和香喷喷的狗肉，把我灌得酩酊大醉。1986年一1989年，市，县派出了一些工作队进村扶贫，他们艰苦努力地工作，为群众修路，建学校，建小水电站，开山种果，群众待他们亲如家人。他们要走时，全村群众，男女老幼都赶来送行，敲锣打鼓，依依不舍。那感人的场面，至今还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我看到工作队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心里也十分感动。我到县组织部为他们积极反映，征得组织部破例同意，把他们当中优秀的同志在乡里发展入党。他们也对我十分感谢，与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有几位出色的，以后当上了县委书记，市科局的局长，也不忘旧情，还与我保持着联系。再说说乡里那些干部，当你真的与他们融为一体时，他们就待你如亲兄弟，生死与共，患难相伴。这点与机关的同事不一样，平时大家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一离开，就形同陌人了。
       乡镇生活的“苦，难，险，累”还不算什么，最使我苦恼的是乡镇领导班子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我刚下乡时，班子的结构是这样的，乡党委一正二付三个书记，还有一个党委委员（股级）是本地人。乡政府配备二个付乡长。党委书记和乡长（兼付书记）是70年代从村干部中提干出来当干部的，文化程度初中水平，具有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但因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个人性格，经济和工作利益，提拔机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马舖乡班子内部存在着诸多矛盾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里，这种事不便写出，敬请谅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乡班子领导的矛盾，有一定程度的缓和，大体上处于正常的范围。转眼就到了1989年秋天，这时新来了一位从地委党校毕业的付书记，此人40左右岁，原是机关某科局的付局长，从地委党校第四期培训班毕业后分配到我乡任职，分管政法。他明显带有接任书记的倾向。因此，书记对他不是很欢迎的，工作上就常给他出难题，因此人在机关时与我关系较好，他以前曾考过省委党校，在复习时我曾帮助过他。这时，经过四年的磨炼，我已比较成熟，工作上得心应手，在乡村两级干部中，也建立了较高的威信。特别是乡里，一群青年干部与我亲如兄弟。因此，我对这位付书记的工作大力支持。乡里的工作也处于比较好的状态。一年后，换届开始了，书记乡长都准备调走了。那位付书记准备接任书记，县委组织部的正付部长找我谈话，他们充分肯定我五年的工作成绩，但希望我继续留在付书记的岗位上协助书记工作。他们对我说，新书记性格比较软，对农村工作又不是很熟悉，我的工作比较过硬，对乡里的情况又孰悉，威信也较高，所以希望我能留下来，好好协助书记工作。这时，我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值得一说的是，原来对我比较了解和信任的县委付书记，已调到外县工作，我在县里的班子里，已没人替我说话。那时，乡长的人选还未确定，那届换届，县里对乡镇班子成员的组合，给乡书记一定的组阁权。不久，我从某种渠道得知，新书记经过左右权衡，认为我在乡村两级的干部群众中的基础和威信比另一位付乡长好，性格又刚直，比较难以驾驭，因此他就选择那位付乡长做为他的搭挡，而希望我继续留下来当他的付书记。我知道后，马上向组织部写了辞职信，要求调到县委政研室当干事。县委组织部二位付部长先后找我谈话，做工作要我留下来。一位付部长向我许诺，说：“你实在要走，等一年后，协助书记把工作搞上轨道，才让你走。那时，一定给你安排个好岗位。”我不干，他们没办法，很恼火，最后就带有惩罚性地把我安排到县体改委当付主任，主持体改委的工作。
       知道了县委最后研究结果后，调令还没下来，我立即清点行装，移交工作。五年的乡镇工作要结束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清点和移交的。我烧掉一大堆纸，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准备明天一大早搭班车回家。那天晚上，正是农历十五，秋天的明月非常亮。我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独自一个人踱上了乡政府大楼的顶楼。那天晚上没风，明亮的夜色十分皎洁，洒在平 静如镜的峰头水库上，散发着淡淡的清辉。四周的原野上，枯黄的野草葡蔔着，隐隐约约泄露出一股瀟杀枯败之气。眼前绵延逶迂的群山，有数条小路，曲曲折折地伸向远方。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无限悲凉。扪心自问：“五年了，怀着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多想为落后山区，贫困人民做点事情的志向，却落得个无人理解的境况。你说呢？是客观条件的制约，还是自己秉性确实不适于涉足政坛？”夜已深了，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忽然，旁边传来了一阵悲凉的古筝声，这筝声，幽咽哀婉，低沉凝绝。“转轴拨弦三二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说尽心中无限事。”低沉的筝声持续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忽然变调，转为钪锵激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刚到高潮处，突然，“四弦一声如裂帛”。声断曲终，余音缭绕。我抬头一望，只见年过半百，满脸苍桑的老会计和脸色稚嫩团委书记正在黙黙地看着我。这时，我心有所悟，心里涌出四句:“自古曲高人难和，谁教巴人歌浩歌，世人皆笑吾独醉，肠断故人也愕愕。”
       第二天，我悄悄地一个人走了。

chenjj

辛苦了，阳光明媚同学。经历过怎么多挫折，仍能阳光明媚，更显出英雄好汉。看来不是当官的料，那就在其他领域发挥特长吧。